“剧本乃一剧之本”这一被行业奉为圭臬的共识,深刻锚定了剧作在整体创作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当我们真正站在产业发展的现实图景中进行审视,剧作的行业定位,实际上构成了整体产业生态的根基与源头——产业发展之本源。在当下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转型的的激变中,面对AI智能编剧体系与数字流媒体等的冲击,电影的产业建构(模式、规则、链条)将如何变化?作为产业“本源”的剧作行业,在产业升级换代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将遭遇哪些结构性挑战?又蕴藏哪些价值重构机遇?这正是我们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正是基于此,5月18日至23日,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中央宣传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共同主办,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首届夏衍电影编剧周在杭州举行。此次“编剧周”活动将焦点对准一个时代命题:在 AI 与流媒体加速重构产业逻辑、数据算法重新定义视觉表达的当下,如何守护剧作作为产业本源的核心价值,并在算法美学时代开拓新的创作与表达范式。针对这一命题的探讨,将为当代中国电影产业的升级换代奠定坚实基础,也正是“夏衍编剧周”活动的潜在价值与意义所在。以“夏衍”命名的活动,既是对中国电影文学传统的致敬,更暗含在技术浪潮中重树编剧作为产业核心的价值定位的行业期许。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电影正处于产业升级转型的十字路口。编剧行业面临着三重角力:传统作者论与工业标准化的碰撞,人文价值与人工智能的算力博弈,以及计算思维主导的数据算法对创作本体的规训。当 AI 与流媒体以“15秒心跳算法”(指以用户注意力峰值为导向的短平快叙事逻辑)重构叙事接受范式,当人物弧光被算法量化为每分钟0.5%-1.2%的情绪值增速(数据源于2023年中国电影家协会《国产剧剧本智能评估白皮书》),编剧如何在数据、算法与“情感 API”的夹击中,守护剧作作为产业灵魂的人文内核?这场编剧周活动的产业价值,不止于破解编剧群体的现实困境——当制片人捧着“用户停留时长”报表苦思冥想市场密码,当平台用0.7%的斜率增长模型切割剧本情感曲线,编剧笔下那些无法被算法捕获的微妙情感与艺术想象,恰恰是中国电影在技术浪潮中需要守住的创意本源。以夏衍等前辈奠定的电影文学传统为锚点,这场编剧周活动或将为产业升级开辟新路径:让数据、算法成为文本创意与策划的有效助力系统,而非创作主体本身。
诚然,基于数据的数字与智能技术,的确能够通过用户行为分析模型,提升观众偏好预测的精度;依托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可以辅助编剧实现叙事技巧优化与结构框架搭建;甚至在创意激发层面,借助算法与生成式技术,有效突破人类经验边界,提供故事世界的全新可能性。但这种技术赋能也隐含着双重悖论与深层隐患:一是为迎合算法偏好而设计的“高爽感叙事公式”(如3分钟反转、5分钟高潮等等),正在将百年多电影积累的叙事复杂性,简化为标准化的“情绪快消品”。二是当基于数据的 AI智能编剧体系,通过学习千万级剧本数据生成“最优故事模板”,“完美结构”正逐渐固化为叙事牢笼,导致叙事多样性的塌陷——那些生发于生活褶皱的真实情感、人性幽微,以及超越常规逻辑与基于非理性的“存在的可能性”,将会面临被系统自动过滤的风险。三是算法与生成式技术提供的,那些源自于历史数据重组的超验可能性,正在扼杀人类自然智能中,那些源自内在意识与无意识融合的艺术想象,以及对经验世界的创造性重构。
上述悖论与隐患的本质,所指向的是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系统性挑战——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被异化为“如何制造数据合格品”,当植根于生活肌理与生命体验的艺术创作冲动,被简化为数据参数的优化样本,电影产业的发展需要直面的,正是如何在当下技术理性的浪潮中,为人类“命运-想象”的自由维度、人性“欲望-情感”的不可规约本质留存出一方“可吞纳山河壮阔,亦可容芥子须弥”的故事世界。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基于二元对立式的平衡,而是一场需要生活智慧与生命体验的创造性博弈。“夏衍编剧周”的价值,正在于为这场博弈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场域:让创作者在积极拥抱数字智能技术,不排斥基于算法的“数据精度”的同时,更要彰显基于人性的“情感温度”。毕竟,电影是情感与梦幻的艺术,更或者如法国社会学者埃德加·莫兰所言,电影是情感和梦幻的发生器,是情感与梦幻构成了电影。莫兰的这一界定,在根本上是针对人的基本属性进行讨论的,他认为人“不仅是制造工具的劳动者(faber)、具有理性和现实主义的智人(sapiens)”,同时“还是创造幻象、神话、空想和魔法的痴狂者(demens)。”
莫兰对人的属性的三重界定——劳动者、智人、痴狂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电影作为艺术的底层逻辑,也即,电影不仅是技术工业的产物(劳动者属性),更是人类理性认知的延伸(智人逻辑属性),而其灵魂所在,则是人类精神活动中创造幻象、神话、空想等非理性维度的视觉载体与精神外化(痴狂者的创造属性)。电影产业的独特性,正源于这种不可替代的、不依赖于标准化流程或数据模型的情感与梦幻创造力——它是电影产业的根基,更构成区别于其他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电影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创造力,决定了电影创作与电影产业的发展,必然要与时代同频共振。要与时代精神同频,与观众情感共振。这也即意味着,艺术创作无法脱离现实语境而孤立存在,始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是与时代、与观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作为产业之源的编剧,既是超经验世界的幻想家,也更是经验世界的观察者、思想者。他们需在奇幻想象与现实洞察的裂变缝隙中,用文字去穿透情感与梦幻的世界,将抽象的精神图景,通过具象的、可视化的叙事语言,有效转化为可感知的戏剧性行动。正是基于此,任何艺术创作都要借助人类独有的生命体验、情感褶皱,与所处时代的人文精神、社会心态形成对话或互动。而这种对话和互动,需要建立在具有精神质感与生活质感的生命体验之上,扎根于真实的生活土壤,触摸时代的肌理,方能使作品既承载个体生命的温度,又映照出群体意识的流变。这也是赓续传承夏衍电影精神,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纵观当下国内电影市场,至少有两种现象尤为值得关注:其一,真正能够深入生活、反映时代肌理、展现独特精神质感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不少作品深陷商业类型化的“套路”,自动抽离于现实生活本身,浮于现实与生活的表象,导致同质化倾向愈加严重,失去了与时代对话,与观众互动的诚意。其二,许多现实题材的作品,往往以“再现真实”为名,却囿于“现实”的窠臼之中,既缺乏基于想象的艺术创造力,更匮乏对现实、对社会,甚至对人性本身的深入思考与思辨性的反思,甚至只是简单照搬平移现实生活,这不仅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在无形之中矮化了观众的审美品味与价值取向。或许有人认为,真实与想象原本即蕴含对立的两种状态,但这种观点恰恰忽视了电影艺术最独特的魅力。正如莫兰所言:“对现实的幻觉和明知这是幻觉的意识二者并存,对幻觉的意识并不扼杀对现实的感觉。”莫兰的这段话触及了人类认知和艺术体验中一个深刻的悖论——我们能够同时保持对“现实幻觉”的沉浸和对“这是幻觉”的清醒认知,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可以和谐共存。这种辩证关系恰恰是电影艺术最具独特性的艺术魅力。
可以说,当下许多电影作品之所以陷入困境,正是因为未能正确把握这种辩证关系:要么过度追求类型化的商业套路,使作品沉溺于脱离现实的虚假幻象,抽离了对真实世界的感知与体验;要么以标榜“再现真实”为由头,又因缺乏艺术想象,无法在艺术创造性层面,构建起引人入胜的“现实幻觉”。这其中,既涉及电影创作的观念问题,更在根本上涉及创作者的文化认知水准的问题。并且,文化认知水准在根本上决定了一部作品的艺术品质与思想内涵。毕竟,电影作为文化产品,一方面,电影的竞争力,本质上是国家与民族文化竞争力的一种投射;另一方面,电影创作者的文化素养、思想深度与文化担当,必然通过作品的精神内核得以彰显。因此,创作者亟需以文化传承为己任,自觉提升认知格局,并深刻体认自身所肩负的文化责任:既要摒弃以“类型化”为借口的套路化创作模式,让创作者真正沉入生活的洪流,扎根生活,在田野与市井的体察中,捕捉生命之光与精神质感,在生活褶皱的幽微处,探寻创作灵感与人物弧光,更要潜心深耕传统文化底蕴,在哲学思辨与美学意境中感知时代脉搏、社会肌理与人性幽微。这种源自现实土壤与人文生态的真实体验和深刻洞察,正是对抗虚假幻象、构筑“现实幻觉”艺术魅力的不竭源泉。
惟其如此,中国电影方能在当下逆全球化的文化冲突中,以兼具现实温度与超验想象的影像叙事,真正实现与时代精神同频、与观众心灵共振的文化使命。从而在文化与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中,矗立起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高峰,为世界影坛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与美学价值。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