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超亚的电影史著作《<申报·电影专刊>研究》近日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面对相对孤寂的中国现代报刊的“电影副刊”以及早期中国电影评论文本的历史研究，这本论著的出版应该说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值得祝贺的新成果。

伴随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剧，左翼文艺界田汉、夏衍、郑伯奇、钱杏邨等左翼作家进入电影公司从事电影创作，左翼电影运动由此兴起。这场运动有着明确的宗旨，即倡导电影要为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苦大众服务。从本质上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与推进。左翼电影运动最先取得成效的是电影批评，而电影批评最重要的阵地是当时各大报纸开设的电影副刊。“副刊/专刊传统”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闻史与文艺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传统之一。作为30年代立足上海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申报》，其所开设的“电影专刊”极好地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影评”的本质与精神内涵。鉴往而照今，这份早期中国电影批评活动的“红色历史遗产”也会有利于当代中国的电影媒介批评进一步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独特形式，为党领导下的电影文艺事业提供可资借鉴的创新资源，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为新时代电影事业与电影产业的和谐、高效、可持续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智力支持与舆论引导作用。

20世纪30年代以来，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其声画结合、时空复合的叙事语言，赋予了其独特的传播效能。这使得电影在20世纪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宣传、民众动员以及社会整合等方面。电影在传播制度、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等方面具有不同于其他媒介的具体特征，常被称为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社会控制力量”。电影在创作过程中既遵循艺术规律，实现内容的建构、生产，也受到政治症候、社会思潮、文化氛围等多种元素影响，通过生动、形象的影像表达方式将文本所蕴含的政治记忆、价值观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受众，发挥政治教育的功能，从而赢得大众广泛的政治认同。

早在20 世纪初，列宁就敏锐意识到电影巨大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工具作用，他在谈及电影“在宣传科学事业中”的意义时提出“当群众掌握了电影时，并且当它掌握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手中时，它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早期中国电影人也尤为关注电影的社会教化与宣传功能，周剑云、汪熙昌在1924年的《影戏概论》中强调影戏的社会责任，并发出呼吁：“请莫忘影戏宣传之能力！请认清影戏所负之使命！”这反映了当时电影界对电影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受苏联电影和列宁电影观念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基于对早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电影宣传功能的认识，应该说，中国共产党较早地认识到电影对于政治宣传与大众教育的重要性。

《申报·电影专刊》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较为集中掌握的电影批评阵地，成为30年代早期中国电影展开“新文化批评”的最为活跃的“公共空间”。《<申报·电影专刊>研究》瞩目于30年代的左翼影评活动，将全面抗战爆发前的《申报·电影专刊》的文宣活动作了一个非常系统的厘清，体现了这项研究的整体性与历时性。作者在多年的史料研读基础上，深感这一领域具有新的电影史学研究生长点。从传播学角度看，电影与生俱来就具备文化传播功能，对大众文化心理起着引导、构建的作用。与此同时电影又具备意识形态属性，在政治学框架看来，政治传播重点关注传播如何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秩序运行和政治认同建构。电影具备更广泛的接触无限多观众的可能性，能创造更多的公众意见，还可以通过银幕为影像提供政治空间和舞台，让参与政治活动或试图传递政治意图的主体得到进行活动式表演的机会。

在纷繁复杂的30年代，面对各种各样的国内国际思潮，尤其是处于国内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培养自身的政治传播能力，并借助电影批评这一新兴的大众媒介进行政治传播活动。包括早期中国电影在内的传媒从来都是酝酿并推动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关键力量。特定环境中的传媒形态与传媒活动方式都会促进特定时空环境中的信息流动与传播的速度、频度与广度，从而为一定的社会运动信息产生相应的政治影响推波助澜。电影传播同样也是这样一种有效的社会运动资源，电影必然地会介入到政治运动与政治进程中的议题、议程、把关人与组织传播的各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申报·电影专刊>研究》也凸显了早期中国电影与政治的相遇，这不仅是电影史研究的新视角，也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新视角。

德国政治传播学者温弗莱德·舒尔茨在其著作《政治传播：理论基础与经验研究》中指出“没有传播，政治便无从设想”。这一观点表明，政治活动的开展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均离不开有效的传播过程。《<申报·电影专刊>研究》始终注重史论结合，有注重对“电影专刊”有代表性的策划人与撰稿人（“左翼影评干将”）的言论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团结带领“左翼文艺知识分子”争取到了对电影的“改造权”，借助于既符合“电影性”又凸显“政治性”的新话语规制掀起了一场“左翼电影运动”，并由此促成了电影成为政治传播的新工具，扩大了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范围。《申报·电影专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实施政治传播的新途径，由此发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电影评论与宣传事业一直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运动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申报·电影专刊>研究》以“公共领域”理论视角深入地考察了这种“紧密联系”，它提供了一种观察与思考早期中国电影在“民族-国家”“历史-现实”“思想-实践”等社会公共层面所发挥的新功能及新价值的新视角。

（沈鲁，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叶蕊，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